第A06版:雨花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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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02月11日 星期一
-- 雨花石 --
版次:[ A06 ]
情绪会削弱倾听和思考的能力

    我可以回想起30年从业生涯中做出的每一次错误的诊断。第一次误诊发生在我在麻省总医院内科做住院医师时。洛特尔和霍尔的研究对此做出了解释。当时,我有一位中年女患者,她没完没了地抱怨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,她的声音在我听来就像指甲抓挠黑板的声音。有一天,她抱怨胸部靠上的位置不舒服。我尝试确定引起不适的原因:饮食不当、缺乏锻炼、咳嗽,但无果。于是我开了常规检查化验单,包括胸部X光片和心电图。两项检查结果显示都正常。没别的办法,我给她开了抗酸剂。但她依然抱怨不舒服,我不再理会她,我实在没有其他思路了。几周后,我被传呼到急诊室。我的患者患了主动脉夹层动脉瘤。后来她死了。尽管即使被发现,主动脉夹层动脉瘤通常也会致命,但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误诊。本来她是有机会得救的。 

    洛特尔和霍尔对医生喜恶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30年前发生的那起临床误诊。我真希望有人教导过我,让我明白情绪会削弱医生的倾听能力和思考能力。不喜欢患者的医生常常会在患者讲述症状时打断他们,在诊断和治疗上怎么方便怎么来,不去思考其他的可能性。医生会越来越确信自己的诊断没错,形成心理承诺。他会坚持自己扭曲的结论。对患者的消极情感使他很难摒弃原来的结论,重新做出不同的诊断。 

    医生的思维偏见会造成不良的医疗。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医生消极情感的后果。尽管研究显示,大多数患者能感觉到医生的消极情感,但几乎没有患者知道这会影响诊断和治疗,也很少会因此而换医生。相反,他们常常责备自己的诉苦,责备自己使医生失去了耐心。 

    患者应该直率但礼貌地向医生提出这个问题。患者可以说“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沟通不太好”。这会提醒医生,你们之间的融洽性出了问题。如果患者想维持与医生的关系,他的坦率也许能解决问题。但当我问其他医生,如果患者遇到医生不喜欢他们,患者会怎么做时,每个医生都直言说患者会找其他医生。 

    我常回想起1976年6月的那个早晨,我穿上白大褂,把听诊器放进黑包里,站在镜子前再次查看领带是否系得妥帖。尽管天气闷热,但我脚步轻快,沿着剑桥大街走到麻省总医院。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时刻,是我开始实习的第一天,不再“假扮”医生,开始做真正的医生了。 

    我和医学院的同学先在阶梯教室和实验室里度过两年,从课本和手册中学习解剖学、生理学、药理学和病理学,用显微镜和培养皿做实验。接下来的两年,我们进行临床学习,有老师教我们整理患者的病历:主诉、伴随症状、既往病史、相关社会数据、既往治疗和当前治疗;然后学习如何给患者做检查:听正常和异常的心音,肝脏和脾脏触诊,颈部、手臂和腿部的脉搏检查,神经轮廓和视网膜血管分布观察。作为我们的指导人,主治医生会在每一步密切监督我们。 

    在医学院学习的四年里,我是一个认真发奋的学生,坚信必须掌握所有知识和细节,有朝一日才能承担起治病救人的重任。我一直坐在阶梯教室的前排,目不转睛,精神高度集中。在上内科、外科、儿科和妇产科的临床课时,也同样专心致志。为了把所有的内容都记下来,我在上课时和查房后会龙飞凤舞地写下很多笔记。每天晚上,我把这些笔记誊抄到索引卡上,并根据科目把这些索引卡排列在桌上。到了周末,我会努力把它们背下来。我的目标是在脑子里储存一本医学百科全书,当遇到患者时,我可以打开它,找到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方法。 

    但是,那一天工作结束时,我能感觉到口袋里卡片的重量。在医学院里我是全优学生,然而在现实中,我给自己打不及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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